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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数据显示,我国食品质量国家抽查总体合格率持续提升,由2005年的80.10%上升到2017年的97.6%%,且自2010年以来,总体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5.00%以上。与此同时,主要食用农产品总体合格率也稳中有升,2016年总体抽检合格率达到97.8%,同比上升0.3个百分点。《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总体评估、主要特征与治理建议》的研究表明,2011-2015年间我国的食品安全稳定地处于相对安全的低风险状态。

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,网络已成为公众了解食品安全状况、发表与传播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观点、态度的重要平台。然而,由于网络的开放性、自由性、隐蔽性等特征,大量夸大、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并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食品安全网络谣言。2012年,《人民日报》盘点十大网络谣言,其中就有“蛆橘事件”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(2008年)、“皮革奶粉”传言重创国产乳制品(2011年)、QQ群里散布谣言引发全国“抢盐风波”(2011年)、“滴血食物传播病毒”传言引发恐慌(2011年)4条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。虽然2013年以后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谣言的数量有所减少,但食品安全谣言仍在网络谣言中占有较大比重,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(2015)》显示,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谣言占45%,位居第一位。

  食品安全谣言数量庞大且传播广泛,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,主要的原因主要是:一是食品安全是个全球性问题,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长期的、艰苦的过程,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完全解决,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。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持续爆发,公众的食品安全满意度不高,由此产生食品并不是那么安全的预期,导致食品安全谣言有机可乘。二是食品安全知识专业性强且非常复杂,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相对匮乏,面对食品安全谣言时难以甄别真伪,在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的心态下容易受到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影响并传播。三是媒体在监管食品安全的过程中虽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,但是对于一些食品安全知识相对匮乏的媒体记者而言,难以准确识别食品安全谣言。但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或是出于其他目的,一些媒体记者在食品安全的相关报道过程中难以做到客观、公正,尤其是在目前政府与生产、经营者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,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,虚假信息、谣言信息便有机可乘,混淆视听,而相关媒体可能会成为食品安全谣言的传播媒介。如果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,则食品安全谣言会产生更为广泛的负面影响,例如“草莓农残超标致癌”事件等。四是食品安全谣言主要在微信等平台上传播,信息传播具有较高的隐蔽性,监管难度较大。而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力量相对有限,难以对食品安全谣言进行及时辟谣,导致公众容易受到小道消息的影响。五是食品安全谣言具有后果严重性与语言模糊性特征,大多会使用“致癌”“有毒”“致死”等语言,容易引发公众的恐慌心理,且会使用“长期食用可能致病”等模糊性语言,而不说明标准、剂量等问题。

  食品安全问题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知识专业性强且非常复杂,而大部分公众所具有的食品安全知识相对匮乏,在面对食品安全谣言时难以准确辨别真伪。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生命健康安全,大多数公众在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的心态下往往选择相信食品安全谣言并传播,以避免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伤害。相当一部分公众对食品安全谣言所持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。虽然有一部分公众对食品安全谣言持怀疑态度,但由于从众心理,这一部分的公众将可能慢慢地妥协,接受所谓的主流观点,并传播食品安全谣言。在这个过程中,如果政府、社会组织长期处置不当,且相关媒体不能传递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,由此固化公众对食品安全状况的看法与判断。

  公众的科学素质是客观、公正地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与防范食品安全谣言的重要基础。根据光明网发布的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解读》,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快速提升,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.2%,比2010年提高近90%,比2005年提高近3倍;科普基础条件明显改善;公民科学素质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。然而, 2015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总体水平仍仅相当于美国1991年(6.9%)、欧盟1992年(5%)和日本2001年(5%)的水平,即使到2020年我国成功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%的目标,也只是刚刚跨过创新型国家的最低门槛,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%甚至30%的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。可见,提升全社会科学素质任重而道远。针对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情况,需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。一是建立与完善食品安全知识科普机制,进一步发挥相关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社会组织在科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,以科普推动科研工作的深入。二是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,不断提高传统媒体、网络媒体传播食品安全知识的水平,切实发挥媒体在食品安全科普中的正面作用,传播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,传递正能量。三是培育具有正确价值观以及丰富的食品安全知识的意见领袖,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食品安全知识科普中的重要作用。四是扩大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渠道,满足公众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需求,激发和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,构建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与交流平台,促进公众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自主学习。

  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,引导社会认识问题的根源。国家相关部委应该履行其功能,从自身做起,在监督各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时、准确地发布信息,遏制谣言传播的同时,应加快制定暂行办法,确定信息公开的负面清单,规范信息公开行为。政府应该或委托第三方公布年度食品安全事件分析报告,最大程度地公开食品安全风险产生的根源,告知全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、生产经营者与公众间的激励相容。与此同时,政府应该加快完善网络环境的治理体系,净化舆情环境。面对迅速发展的食品安全舆情环境,政府必须摒弃传统自由与管制二元藩篱的治理思维。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,放手让民间组织、网络意见领袖发挥其应有作用,形成参与式、互动式的多元治理主体。改变政府与民间两个舆情场相互割裂的状况,政府舆情的传播必须由单向说服模式向互动沟通模式转变,并以互动为重点,推动舆论向着形成社会共识的方向发展。与此同时,推进网络舆情空间治理的法治化。政府应统筹考虑,顶层设计,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,并依法处置违法犯罪事件,发挥法律对规范舆情空间秩序的引领与震慑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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